在毛泽东所读过的史书上，有他亲笔写的不少批语评说。其中有一处批语，还提到了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

提及到邓演达的批语，是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而写下的。批语如下：“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腐败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在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第七个提到的就是邓演达了。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代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１９２７年，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明确表态反对，并与之彻底决裂。１９３０年，他在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后，曾积极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联系联合反蒋问题。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７日，由于叛徒告密，邓演达被逮捕。在狱中，邓演达多次严词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坚贞不屈，１１月２９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正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

毛泽东之所以在读史时想到邓演达，还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１９２６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１９２６年２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自任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所务，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

邓演达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信任。如１９３０年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一方面积极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方面又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没有失望，就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可见他对毛泽东是多么信任，而后来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预见。

对于邓演达的器重和信任，毛泽东是深有体会的。１９６１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