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农工党最初建立于1930年8月，当时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正式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步伐。武汉国民政府部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为了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改组国民党，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同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响应《宣言》，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名义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并逐步将组织发展到北平、江苏、江西、四川等省市。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属于筹备阶段的组织。但是，它为邓演达等人在1930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上的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邓演达经苏联辗转欧亚各国，为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地考察。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后，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中央机构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布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革命的三种现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动的资本阶级，要由大多数的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把开展组织活动、宣传活动、民运活动和军事活动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张，还成立了外围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分期分批地举办干部训练班，提高干部素质，为夺取政权积极进行准备。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11月29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临时行动委员会公推黄琪翔主持党务。为适应“九·一三”事变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倒蒋抗日”等十条行动纲领，并组织成员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1933年上半年，在酝酿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期间，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事变的主要策动者和参加者之一。
      1935年，是农工党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华北的步伐，而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推行媚日政策。在此民族危机日深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地方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宣言照亮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激发起全国抗日民族运动的高潮。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深受鼓舞，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力量、斗争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1935年11月10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选出了中央临时报告委员会，推定黄琪翔为总书记。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告同志书》，是一个重振组织的文告，是在中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一个宣言。这个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农工党建党以来历史的决定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解放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的历程。《告同志书》宣告：“我们现实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第一次“临代会”后，解放行动委员会以恢复和发展组织、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以各种形式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开展活动。随着抗日救亡斗争形势的发展，解放行动委员会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1938年3月1日，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推选章伯钧为总联络人。1941年3月，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亡等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7年2月3日，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会议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1948年5月，农工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农工党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讨论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党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作为行动纲领”。从“五干会议”到1951年的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农工党按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国家事务管理、政治协商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政治活动，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道前进。并团结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帮助他们结合实践进行学习和自我教育。1958年11月，农工党将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干部会议”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和成员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选举季方为中央主席团主席。会后停止发展组织，主要工作是推动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继续通过实践进行自我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工党被打成非法组织，停止活动长达十一年之久。1979年10月和1983年11月，农工党先后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季方连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八大”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为加速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农工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指导下开展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对国家经济建设、医药卫生改革、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和面向社会，开辟为四化服务的新领域，开展医药、科技咨询服务，办学讲学，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加强“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联谊活动等方面，发挥了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到现在为止，全国除西藏、台湾之外，农工党已经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成员46000人。
      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农工党召开了九届三中全会。会议接受了季方主席的辞职请求，选举周谷城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推举季方为名誉主席。1987年6月，农工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一批老一辈的领导人分别提出辞去中央领导职务，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咨监委员会，推选卢嘉锡为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
      1988年11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农工党全体成员在中共“十三大”精神指导下，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更好地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大会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光仁洪、翦天聪、陈灏珠为副主席；推举周谷城为名誉主席；选举沈其震为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叶桔泉、李健生（女）、郭秀仪（女）邓昊明、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
      农工党“十大”之后，全体成员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加强自身建设，着重巩固组织，继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1989年12月，农工党举行了十届二中全会。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决议要求发扬农工党的革命传统，“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和困难，都要坚定立场，旗帜鲜明地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维护共产党在我国多党合作制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
      农工党自1927年5月大革命失败前夕开始酝酿建党，经1930年8月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至今，总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中因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不同而三易其名。半个多世纪以来，农工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既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政治斗争的特点，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威力。农工党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由于其奋斗的历程始终没有离开中国革命的轨迹，所以不论经历任何艰难和挫折，总是有它的生命力；而农工党力量的源泉，又总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农工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以至领导、帮助下，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不断接受考验的。农工党的实践表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本文摘自《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十年》（1990年7月出版）